中国历史上的武举制度创始于唐代。唐代武则天始创选拔武将的武举考试，至清朝时改称武科。历史上武举一共进行过约五百次。武举制全是男人进行考试，而武举的缔造者和终结者却是女人，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巧合。

传统武科：“八旗根本，骑射为先”

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，中国封闭了几千年的大门在列强的大炮面前，第一次轰然洞开。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也开始进入中国教育行列。这时候，武科制度在时代潮流面前已经开始显得陈旧落后。1847年，启蒙思想家魏源在重刻《海国图志》中指出：

“今宜于闽粤二省，武试增水师一科，有能造西洋战舰、火轮舟，造飞炮、火箭、水雷、奇器者，为科甲出身。能驾驶飓涛，能熟风云沙线，能枪炮有准者，为行伍出身。”

魏源的先进思想，在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。这一时期的道光皇帝仍然迷恋文德武功，针对当时八旗子弟荒废武功的现状，曾下过一道谕旨：“八旗根本，骑射为先。” 要求八旗弃兵子弟应熟习骑射、武功，方准参加文武科试。

1853年，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，也以清制武科取士，规定“每年三月十三日考武秀才，五月十五日考武举人，九月十九日考武进士”。1859年，太平天国天试期间，曾对文考制度进行过一系列改革，而武科制度仍然袭用清制。

洋务派对武科制度变革的谏言

1870年以后，洋务派在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，已深感旧武科制度无益于军事。李鸿章在《筹议海防折》中曾委婉地向同治皇帝提出：“轮船、制器、铁路、电报、阵兵诸事，在所必办。文武两科考试，以章句、弓马施于洋务，隔膜太甚……甚非作养人才之道”。李鸿章这一建议尽管还没有直接提出取消弓马武技，但还是遭到了顽固派的反对。大理寺卿王家壁在奏折中声称“本朝以弓马开基，文德武功，远铁前代，枪炮固可兼习，本业岂可全忘”。兵部官僚们对此议也不置可否。由于当时洋务新起，李鸿章不宜树敌，此议只得作罢。

1878年5月，洋务派人物、船政大臣沈葆桢直言光绪皇帝，要求停止武科，结果遭到光绪的斥责。如果说同治年间李鸿章的主张只是引起一番争议的话，那么，此时沈葆桢的主张已经到了付诸实施的时候了。

一方面，沈的主张得到洋务派及其支持者的倡和。山西道监察御史陈启泰认为“武试亦可别设水师一科”。福建监察御史张佩纶亦上奏折“改弓刀石而用洋枪，改写五经而试算学、兵书”。当时香港报人王韬亦主张“取士之法宜变”，武科“宜废弓刀石而改为洋枪”。

另一方面，洋务派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新式学堂，对传统的武科制度展开了挑战。李鸿章掌握的北洋武备学堂的做法是：摒弃武科中的层层考试，直接从军队中选拔优系人材进入学堂。

新式学堂涌现，武科改革迈出第一步

1885年2月间，第一批百余名弃兵进入学堂，学习西洋行军法、操典、枪炮运用及军事学，一年后学员各回本营，量材授取，然后挑选第二批学员。1887年，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水陆师学堂时，其生员也来自“曾在军营历练、胆气素优之武介为营学生”。其中，陆师学员学习马步、枪炮、营造三项。之后，各种新式学堂也纷纷仿效，一时蔚为风气。至1897年维新运动前夕，这种新的教育制度已经深得人心。

在这种形势下，兵部尚书荣禄奏请在武科中设立“武备特科片”，以适应新军需要。“议于每省设一武备学堂，选武生中材武聪颖者入堂学习。分炮队、马队、工程队诸科，期限三年，考列优等者为武举人，特科武举人即咨送京师大学堂学习，考列优等者作为武进士”。给事中高燮曾亦有同样奏折。胡燏棻则提议“酌设武科章程，于各省、府、州、县分设学堂教习”。

这些主张，终于得到光绪皇帝的准许。1898年3月，光绪帝“据荣禄、高燮曾、胡燏棻等先后奏请设武备特科，酌改章程各折片，军机大臣等议奏，准改武科旧制，命各直省武乡试自庚子科（1900年）开始，会试自辛丑科（1901年）开始，童试自下届科试开始，一律改试枪炮，裁去默写武经一场”。

至此，清末的武科改革终于迈出了实际的一步。

武科制度终成历史陈迹

清末武科制度的改革，是近代教育史上的创举，是历史发展之必然。但是，新武科制度实施还不到一年，便发生了戊戌政变。以光绪为代表的维新派以失败而告终。慈禧下令“所有武场童试及乡、会试，均着仍照旧制，用马、步、箭弓、刀、石等项，分别考试”。武科改革再度以失败告终，而这次失败也最终预示着沿袭几千年的武科制度走向衰亡。

1901年7月，两江总督刘坤一、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奏变法事宜，提出设“文武学堂、酌改文科、停罢科举、奖励游学”等四条。此时，清统治者不得不承认，武科“所习硬弓、刀、石及马、步射，皆与兵事无涉，施之今日，亦无所用”。1901年8月，慈禧授命下清政府下令“停止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、会试”。

至此，武科制度终于成为历史的陈迹。